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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记者：作为社区币，Libra属于数字资产。它和
数字货币有怎样的本质区别？
周子衡：社区币是社区性数字资产，跨区上市交易后，成为一般性的数字资产；于是乎，受捧为可交易的“数字货币”，但其本质依然是数字资产，不得趋同为数字货币。究其原因，
首先，数字资产往往无法满足数字货币的需求，两者并无实质的交集。这同发行者的货币构想是否切中时弊无关，也同其货币愿景是否宏阔圆满无关，根本而言，这不是由发行者的意志所决定的，而是由数字货币的具体而现实需求所决定的。这个“现实需求”又是什么？简言之，就是在什么时间、空间范围，满足何种、何样的，具体而微的，数字货币的零售或批发需求？生拉硬套地作出保证或牵强附会地许下宏愿，并不能瞒天过海，以资产冒充通货。
其次，数字资产的价量不稳定是常态，不得充当计价货币或记账货币；其流动性也差，更不能充作支付工具，而往往沦为风险资产，更有甚者堕落为割韭菜的手段或传销工具。
比特币——发行总量锁定，交易价格必须涵盖递增的生产成本（亦即挖矿成本），然而，市场交投量和价格都无从管控调节，便出现剧烈波动；稳定币——实行交易价格稳定的目标管控，发行量及交易量便须相应调控，这些都是名义上的数字币，实则体现的价量关系是彻头彻尾的数字资产的基本性状。至于那些成功锁定银行法币比价的数字支付工具，监管当局根本不认可其“数字货币”地位，其自身也竭力撇清，有意模糊淡化其“数字资产”的实质，以免陷入会计上的困境。
再次，数字资产发行方，在财务流程和监管合规上，无法效仿央行，实现价量稳定。具体来看，第一，初始发行量的设定及其依据何在？这将决定初始价格是否具备标杆属性；第二，如何确定新增发行量的核定标准？它将是随机动态、相机抉择的，还是恒定规则的？第三，发行出售数字资产，获得银行法币收入后，发行方的会计流程和记账规则，是否能够做到灵活、全面而自主，不受有关监管方面的强力干预？比如，发行收入的所得税核缴，如按照出售数字资产而计的话，会计作业上就不可持续。即便发行者力图模仿乃至拷贝中央银行的会计流程作业，但是，这在公司法上就不会被认可，在财税法上更不会被接受。
第四，如果数字资产完全背离中央银行模式，而以去中心化的
区块链技术来推行其数字货币形态，这就意味着，数字货币发行是单向的——发行完成，发行方即退出，货币回收机制也无从发生。不安排货币回收，发行者与使用者之间就谈不上共识机制。发行者退出货币共识，完全交托于使用者之间的共识，事实上，这就是一个资产的型态，绝非货币的型态。简言之，资产只需要售出者，货币则须要回收者；只发行售出，不回收，这是资产，不是货币，两相不得混同，亦无法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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