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参加在
厦门举行的海洋永续
论坛,发言时提到了智库研究应当具备的三个基本功:数学、历史和哲学。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是思想和方法论,而不是特指具体的数学分析工具或具体的哲学或历史学知识。
先用一句话来概括三者的关系:数学使问题科学化,历史看问题有厚度,哲学帮助人把握分寸。
数学思想,特别是笛卡尔坐标系,以利于帮助人们找到研究问题的坐标原点(政策研究中的出发点、落脚点等均可以看成原点),进而可以分析一个研究对象(一个问题、一个地方)的现状是什么(起点)、发展条件如何(边界条件、约束条件等),并做SWOT分析,按照“锻长版、补短板”等原则,提出事物的发展方向、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路线图。
为什么有些专家研究得出的结论有悖常理或难以被大多数人理解呢?用数学思维很好解释:研究者的出发点与常人不同,TA所看到的、想到的,肯定与常人不同。比如,有人研究提出,中国在2016年全面超过美国。但事实并非如此,中美贸易摩擦时双方加税清单上的产品目录揭示了,双方的差距还不小,我们主要是原材料和初级产品,而美国主要是技术含量高的产品;打个不恰当比方:我们是青菜萝卜,美国是光刻机等电子产品。
进一步追问:为什么现实差距这么大,还有专家认为我国已经全面超过美国了呢?可能选择的比较对象有问题,可能是“屁股指挥脑袋”?谁知道呢!
历史的思维,也就是把研究对象放在长时间的历史尺度上看,得出的结论有时会不大相同。例如,现在不少人喜欢用“更”而不是“最”。其实,从比较的角度看,无论是更还是最,都是在特定时间内的比较结果;如果缺失了比较的时间,就会得出令人不太信服的结论,说出常人不太容易理解的话。
关于比较,《道德经》早就论述: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这里就列出了六对比较关系。
经常听一些老专家说,现在的有些研究缺乏常识。这句话,其实也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研究者真的缺乏常识,二是说话者缺乏与时俱进的知识更新。这就是说,缺乏常识的结论不能“一概而论”。
事实上,这里已经涉及第三方面的基本功了,也就是说哲学。哲学告诉我们的,是唯物辩证法,是“一分为二”,是相对论。
我们在做建议时,应当多听“老人言”:两益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最好的办法是给出不同的方案,并说明每个方案的利弊。
至于决策,那是决策者的事情。
咨询者不能“越俎代庖”,更不能手伸得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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