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碳壁垒设置意图上，碳壁垒不仅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防止“碳泄露”，更是发达国家为了维持自身的产业竞争优势，通过碳壁垒来迫使贸易国，尤其是新兴发展中国家承担碳减排的经济成本，削弱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力，最终推动产业链本土化并吸引产业链回流。例如，在动力电池行业，若国外产品无法通过欧盟的碳足迹认证要求，欧盟本土产业将因此获得巨大的机会。罗必雄等分析表明，面对欧盟CBAM,全球重点行业产出将呈现从高碳产品出口依赖度高的发展中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或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发展中经济体转移的趋势。
其次，在碳壁垒实施效果上，碳壁垒影响了全球产业链话语权。碳壁垒对进口产品存在歧视性，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可以利用碳标签等碳壁垒将一些发展中国家贸易供应商剔除出其主导的
供应链，进一步提升本国企业在供应链体系中的影响力。例如，苹果公司具有较强的市场势力，对供应商在温室气体排放管理方面列出了责任标准，这对处在高碳制造环节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十分不利，这些企业必须额外投资零碳工厂，专用投资进一步增强其对苹果产业链的依赖。
最后，碳壁垒对潜在投资的流向与效率产生影响。新兴经济体作为全球化产业链上的供给方，特别是属于碳壁垒目标行业内的企业，在出口不确定性增大的情况下，为应对风险，可能会以牺牲效率来调整供应链布局。例如，晶澳科技、隆基绿能等国内光伏企业纷纷宣布赴美投资设厂。在国内光伏产业链效率和成本优势明显的背景下，这些企业决定在海外扩大制造能力，隐含了应对出口碳壁垒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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