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特：未来应该由哪个部门主导和推进立法？证监会还是央行？
邓建鹏：从业务形态来讲，如果是针对虚拟货币交易，最适合的就是由证监会来推进。其实他们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但很少抛头露面，带头推动监管。走到最前面的是央行的互联网
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办公室，但我们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这个办公室的使命是整治，不是长效监管的。而且央行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宏观货币政策的，专业并不完全对口。
这个行业的规范治理目前应该由证监会推动，虽然一些主流的虚拟货币，比如
比特币和
以太坊，它本身没有证券的性质，这点在一些主要国家的监管中亦作了相应界定。但是它们虚拟货币交易所上，是一种连续竞价的交易模式，这和股票市场几乎一模一样的。另外，其他很多代币，本身就有证券性质。基于这两点，理应由证监会来进行长效监管。
巴比特：其他国家的哪些监管思路和措施可以予以借鉴？
邓建鹏：泰国、新加坡和瑞士这三个国家针对有证券性质的代币，要求适用证券相关的法律来监管，在这方面中国就可以参考。比如泰国2018年5月份，由证券监管机构发布了法律（数字资产皇家监管法令），它在针对
区块链领域打击违法犯罪的规定和传统证券法几乎一模一样，我觉得这三个国家是最直接可以借鉴的。
还可以参考美国，美国一直是由SEC来主导，如果代币有证券性质或者投资属性，必须到SEC来注册登记，提交类似于招股说明书那样的文件。另外STO发行，更是要受到SEC监管了。
巴比特：对于香港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试行的沙盒，您怎么看？
邓建鹏：沙盒其实和中国传统的一种治理方式很相似，就是试点。19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划了好几个地方，
深圳、珠海等地实行小范围的试点，这是一种成本低、风险小的治理模式。
在2017年9月之前，贵阳也搞过区块链的监管沙盒，
江西赣州也曾经计划推广区块链沙盒产业园，但是9.4政策出来以后，因为金融行业是中央垂直管理，地方没有发言权，那只好关门，不了了之，我认为这是非常可惜的。
巴比特：对于区块链行业的国际监管环境，能不能给出一个预判？
邓建鹏：首先，势必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其纳入长效监管，尤其是在美国、日本及西欧的一些金融发达国家的示范带领下。我们可以看到泰国、俄罗斯两个国家，就从一开始严厉禁止和拒绝，到如今敞开怀抱的开放。
韩国也很有意思，近10%的人口在炒币，可以说是全世界最疯狂的一个国家，韩国一开始准备严厉禁止的，但是群众游行包围了司法部分，最后也放开了，估计今年也会出台长效监管的法律法规。韩国越来越多的交易所开通了法币通道，这说明它们的银行已经开始认可这样一种交易模式。
中国的监管机构必然会在全球长效监管的趋势之下，重新评估现有的监管模式，这可能需要3-5年的时间。当这个产业成为全球化不可阻挡的洪流之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必须重新思考那种全面禁止的监管是否能生效，比方说虚拟货币交易，对于稍微懂技术的人来讲，全部禁止意义有限，他们还是能够通过其他方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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