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特：区块链企业具有跨国特点，这意味着他们一定会涌入更为友好的国家地区，哪些国家的政策环境比较友好？
邓建鹏：政策最友好的，一般都是空间地理面积比较小，但是经济和
金融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新加坡、
香港、直布罗陀、马耳他、百慕大，它们对区块链创业都是积极拥抱和欢迎的态度。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通常有着非常深的风险危机意识。害怕在全球化以及创新型技术发展进程中，被时代潮流所抛弃，所以任何一个新兴技术和产业出现以后，他们都希望能够及时抓住。
另外，这些国家也很聪明，它们采用的策略一般是内紧外松，如果你向本国发行代币，提供虚拟货币交易，一般是比较严厉的，但如果主要市场对外，标准与监管要求相对较宽松。它通过这种非常聪明的模式，把风险转移到其他地方，同时又解决了本地的就业和税收问题。
巴比特：相对应的，有什么坑值得警惕？
邓建鹏：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候，有几个问题必须考虑到，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地理空间遥远，涉及到创业成本的问题。新加坡、瑞士、直布罗陀这些地方经济都非常发达，所以人工成本高，租金成本也高。
据说中国有上百家所谓的基金会在新加坡注册，我去调研发现，真正在新加坡有办公场地的不超过3个，其他都是虚拟注册的。因为新加坡的办公成本，比
深圳要贵2到3倍。其他一些国家可能还要涉及到英文交流、倒时差、往返出行成本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是中国创业企业必须思考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有一个特征，就是它本地没有什么市场。新加坡还算比较大，有六百万人口。像是直布罗陀，它才6.5平方公里，几十万人口。这些国家无法给创业者提供市场容量。所以企业去了以后，只能依托这个国家政策，同时在其他地方来寻找市场。
比如，我去韩国调研，韩国一开始严厉禁止，所以韩国的企业
ico都跑到新加坡去了，但客户还在韩国，这点和中国很像。因此还可能会涉及和中国的监管规则相冲突的问题。
不过，我在调研的时候感受到，海外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监管机构，他们非常灵活，也比较谦虚。面对新技术，他们不会盲目、极端的去治理。既然不懂，就向从业者学习，在此基础之上尝试推出相关的监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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