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央行
数字货币的几点考虑》一文中，范一飞还有2个思考非常关键：一是“央行数字货币应以账户松耦合的方式投放”，原因是“既可和现金一样易于流通，又能实现可控匿名。央行数字货币持有人可直接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有利于人民币流通和国际化”，可控匿名是为了在保护个人隐私和反洗钱等监管目标之间取得平衡；二是“对央行数字货币加载智能合约应保持审慎态度”，原因是“在现钞上添加额外社会或行政功能实际上有损毁人民币之嫌”，以及“加载除法定货币本身功能外的智能合约，将影响其法偿功能，甚至使其褪化为有价票证，降低我国央行数字货币的可自由使用程度，也将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不利影响”。
这些表态中至少包含了2条预期
区块链产业未来发展环境的线索：一是央行数字货币不能也无意替代“通证”的功能，因此不会对区块链2.0和3.0阶段的产业发展产生“挤出”效应；二是在设计央行数字货币时，其可以自由流通和使用的程度，以及人民币国际化是受到优先考虑的。
从央行数字货币具有的“纪念币”定位、替代M0功能、每一阶段发行量固定、不加载智能合约，这4个特点，可以看出它与海外虚拟货币交易所目前普遍流通和使用的泰达币（Tether USD，USDT）非常相似。相比由Tether公司发行的泰达币，中国央行数字货币因为有国家信用背书而具有优势。因此，央行数字货币发行并流通后可能很快就会上线海外虚拟货币交易所，并承担稳定币的作用；登陆海外虚拟货币交易所不需要是政府行为。进一步，人民币很可能成为最普遍使用的计价全球虚拟货币和“通证”的工具。
基于这些事实和可能性，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借助全球区块链产业的发展将获得空前加速，为中国带来新一轮发展机遇。很难想象中国政府长期在境内禁止一切形式的“通证经济”，甚至对少数并不涉嫌集资诈骗等犯罪、处于存续中的国内
区块链项目组织采取打压措施。
如果中国政府认为通过央行数字货币，并借助国际虚拟货币交易市场，有望极大地撬动起人民币国际化，政府很可能转变姿态，更积极探索规范区块链项目组织的运营和投融资；至少应包括允许和规范
ico，例如仿照证券的监管方式设定公开发行“通证”的门槛和投资者准入门槛，同时允许和规范国内“通证”交易所并发放牌照，规范信息披露，打击和禁止价格操纵。甚至，政府组建类似黄金交易所这样的国家级市场也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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