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建设仍未完善是关键原因。史寅虎告诉记者，自2017年2月CCER停止审批后，至今已有近6年的时间，目前CCER领域最大的问题是老旧方法学无论从技术应用到适应行业领域，已无法满足新时期国家核证自愿减排的需求，需要进一步完成老旧方法学的改进、改编等工作。
此外，随着
低碳转型的全面发展，也有一些新问题需要考虑，例如，以林业碳汇、海洋蓝碳为代表的生态碳汇是否提高可抵消
碳排放配额比例问题；是否降低集中式光伏、内陆风电、水电等现阶段已经实现平价上网的清洁
能源项目可抵消碳排放配额比例问题。“当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新的CCER方法学时，CCER有望正式重启。”史寅虎补充说。
浙江省法学会环境资源法研究会副会长陈国强则提出，CCER市场前景广阔，但CCER市场重启前要解决数据的真实性问题。“在全国
碳市场启动后，碳数据造假问题对碳市场的声誉和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他表示，由于CCER涉及的项目类型较多，为达到严格质量标准，相关方法学和配套制度均需要重新制定。与此同时，如何选取和管理项目审定、减排量核定中介机构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史寅虎也认为，加强数据核查，摸清“家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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