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治理下中国清洁能源产业的机遇和挑战

尽管COP28后中国清洁能源产业面临诸多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双重挑战。

第一，在国际局势层面，先进技术的竞争压力增大，地缘政治的冲击和价值冲突仍在持续。一是随着全球清洁能源市场的扩大，中国清洁能源产业将面临来自全球各地的竞争压力，特别是那些拥有先进技术和强大资本实力的发达国家。美国拜登政府于2021年颁布《两党基础设施法》（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Law，BIL），2022又年颁布《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IRA），内容多处涉及扩大美国本土清洁能源市场，大力刺激相关制造业“回流”等目标，在美国多年来的法律中效力最高、指向最明确、影响最广泛。欧盟自2021年能源危机以来，叠加俄乌冲突影响，在2022年启动《重新赋能欧盟》（REPowerEU）计划，力图摆脱对俄化石能源特别是天然气进口依赖。2023年，欧盟又发布《绿色协议产业计划》（Green Deal Industrial Plan，GDIP）以应对美国IRA引发的新能源产业不公平竞争，通过加强净零排放技术制造能力的投资，防止欧盟本土新能源企业外迁。这些举措无疑给各国的出口企业带来了巨大压力，这一系列的法案产生了连锁反应，引发了主要经济体之间对清洁能源产业链的控制和争夺，对中国清洁能源产业的全球产业链布局、制造业出海和国际市场份额带来巨大挑战。二是美国对全球气候治理政策的不确定性、对“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侵蚀和气候道德围剿。中美气候合作能否翻开新的篇章，仍然受到来自美国国内政治变化的挑战。中美阳光之乡声明虽然为中美气候合作的未来带来了希望，但具体合作能否最终落实，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2024年美国大选也将为美对华气候政策带来较大波动，但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在对华政策方面是一致的，即防止中国的崛起对美国霸主地位带来威胁。气候治理的政治标志化，使得美国不会放弃侵蚀“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诸如绕开《巴黎协定》组建如“净零政府倡议”“气候俱乐部”“全球甲烷减排承诺”等小多边组织和规则、炮制“终止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法案”等针对性动作，这些都可能长期伴随中美气候合作，制约中国的气候行动。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和清洁能源转型中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会面临美西方及其主导的国际组织在全球气候治理语境下围绕“公正转型”等议题展开的气候道德围剿、指责和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