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传统汽车企业转型带来的冲击。运输行业是温室气体排放最主要的领域之一,为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许多国家从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等方面着手,推进汽车行业的
低碳转型和新
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例如,日本计划在2030年代中期停止燃油汽车销售,挪威制定了更快的到2025年停止燃油车销售计划;2022年欧盟理事会通过一项法规,将从2035年起禁售新的燃油轿车和小型客货车。面对来自各国政府低碳转型的压力和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巨大吸引力,传统汽车企业也开始加快电动化转型,纷纷发布新的电动车型、制定电动化转型的时间表。尽管传统车企电动化转型起步晚,但实力仍然比较强大。2023年全球汽车销量前十名的车企分别为丰田集团(1065万辆)、大众集团(880万辆)、现代集团(689万辆)、斯特兰蒂斯集团(640万辆)、雷诺-日产-三菱(628万辆)、通用汽车(487万辆)、本田(397万辆)、福特(395万辆)、比亚迪汽车(313万辆)、铃木集团(301万辆)。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在底盘、驱动、操控等造车技术上的深厚积淀以及强大的品牌影响力,传统汽车企业加快电动化转型将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形成更强的竞争压力。
第二,部分发达国家对新能源汽车的贸易保护与规制。汽车产业规模大、产业链长,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非常突出,是许多国家的支柱产业,如果汽车产业的优势地位被削弱、产出规模萎缩,就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冲击。我国新能源汽车主要出口到欧洲和东南亚市场,2022年欧洲进口的85万辆轻型电动汽车中的53%来自中国;2023年上半年我国对欧洲汽车出口150万辆,出口量占我国整车出口总量的比重从2018年的5.7%升至了39.1%。面对我国新能源汽车的竞争,2023年10月,欧盟委员会发布通知,对原产于中国的电动汽车进口产品启动反补贴调查。此外,部分发达国家的规制政策也影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出口。一是将低碳作为贸易保护手段。法国从2024年1月起推出面向消费者的电动汽车购买补贴,以生产商达到严格的低碳标准为条件,意图将非欧洲生产的电动汽车排除在补贴之外。《欧盟电池和废电池法规》于2024年2月起强制执行,增加了我国动力电池的出口成本。二是数据保护法律的影响。世界主要国家都在积极制定数据保护方面的法律,随着汽车的智能网联程度不断提高,汽车出口在数据合规、智能网联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等方面的成本会显著提高,一些国家还将数据安全作为产业保护的手段。
第三,
供应链安全问题较突出。美国白宫2021年发布的关键领域供应链百日评估报告预测,在世界实现气候目标的情景下,全球对锂和石墨这两种动力电池最重要原材料的需求到2040年有可能分别增长4000%、2500%。2020年全球具有经济性的锂储量主要分布在智利(44%)和澳大利亚(22%),而我国只占7%,并且由于锂矿的开采在地理上高度集中,矿山和基础设施的交付周期很长,因此锂矿的供给存在较大的风险。国际能源署发布的《世界能源展望2023》认为,与关键清洁电力技术相关的主要风险中,电动汽车和电池储能面临的高风险因素都是关键矿物。在智能网联趋势下,汽车产业对车规级芯片的需求大幅度增长。一辆传统燃油车芯片数量五六百颗,新能源汽车超过一千颗,未来的自动驾驶汽车将达到两三千颗。根据亿欧智库的报告,2022年中国车规级MCU市场有73%的份额由外资芯片公司占据。我国是动力电池和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大国,但锂矿资源储量低、芯片研发和制造能力偏弱,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新能源汽车产业面临较大的供应链安全风险。
第四,新技术对产业格局的再颠覆。尽管目前新能源汽车以纯电动、混合电动为主,但总体上新能源汽车的技术路线尚未成熟。目前动力电池的主流技术路线是三元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但这两种锂离子电池存在成本高、低温性能差、充电慢、安全性较低等弱点。一些新的技术路线处于探索阶段。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是钠离子电池,具有安全性能好、低温性能优异、原料易得、成本低等优点;另一种是固态电池,具有能量密度高、安全性高、体积小、循环使用寿命长等优点。更重要的是,电动技术路线还面临着氢燃料电池的潜在冲击,后者能量密度高、热电转化效率高、环境友好,而且通过与可再生能源发电相结合,有望成为21世纪的“终极能源”。我国虽然目前在新能源汽车与动力电池产业链具有国际领先的竞争力,但是颠覆性新技术有可能像电动汽车对燃油汽车的颠覆一样,对现有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和我国的产业优势地位构成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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