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相关问题认识及建议

数字经济革命已席卷全球，但各国央行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态度则分化不一。多国央行都已经着手设计本国法定数字货币；部分央行持谨慎态度，仅对分布式记账技术在支付清算体系中的应用有浓厚兴趣；其余则持观望态度；作为全球货币体系最大的受益者，美联储称其不会发行市场一直预想的Fedcoin，对分布式记账技术和法定数字货币均持谨慎态度。

从多国（英国、新加坡、加拿大等）推出的法定数字货币构思来看，其核心构成要素包括发行人（央行还是其他）、发行载体（M0、M1还是M2）、技术（分布式记账还是其他更多）、进入门槛（公开还是受限制的）、匿名程度（完全匿名，一定的匿名性还是不匿名）、运行可得性（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是否支付利息等。这些关键要素的考量和设计，决定了法定数字货币未来不同的运行模式和完全不同的影响。

在技术方面，分布式记账技术和加密技术依然是一些法定数字货币的核心技术选择，而共识算法是分布式记账的核心技术。目前主要有POW（工作量证明算法）、POS（权益证明算法）、DPOS（股份授权证明算法）、PBFT（实用拜占庭容错算法）和DBFT（授权拜占庭容错算法）等算法。不同的算法耗费的电力等成本不同，POS、DPOS、PBFT和DBFT等耗费的电力等成本比POW有所降低。但耗费资源成本并非选择不同的算法的唯一维度。现实应用中，不同的算法适用于不同的分布式记账应用场景。是否被许可、对手信任度、算力限制等因素起决定作用。例如，事实证明，POW适用于公有链（非许可链），PBFT相对适用于私有链和联盟链（许可链），但在突破算力限制时，PBFT更加适用于公有链。目前，多国央行在设计数字货币时，选择了PBFT算法而非POW算法，或是基于耗费资源的成本、非公开等因素。根据信息学的研究，未来或许有更好的共识性算法能降低耗费资源的成本，同时保持较好的性能和适用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分布式记账技术的内生演变能力很强，短期内的缺陷或在中长期内被克服。

无论采用哪种模式，法定数字货币仍有一些共性影响。首先，法定数字货币可以提升金融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据联合国统计，在2012年到2015年之间，全球数字经济的规模从16000亿美元增长到25000亿美元；2016年，美国数字经济占GDP比例高达33%，中国为30.3%，英国为7%，数字经济蓝海前景广阔。G20杭州峰会一致通过了《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然而，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另一面是监管机构不断增加的信息劣势，互联网领域的经济、金融活动监测难度增大，多家国际组织呼吁用监管科技（即Regtech）来应对挑战。法定数字货币或能通过技术手段跟踪货币流通，打破信息制约，为金融监管打开新局面。其次，三方模式的垂直化结构被改变，国内和跨境支付、结算和清算过程被央行主导，中介链条被压缩，支付清算结构由垂直化转向扁平化。作为金融体系的基础设施，当前以商业银行信用为中心的三方支付模式（商家、客户、银行）效率亟待提高。一次交易涉及六个步骤、四次身份识别以及央行清算环节。普通客户和商家之间的成功支付需要大量繁琐的后台支持，支付清算环节和高昂的支付系统维护成本，降低了自身优势。法定数字货币或利用分布式记账等加密技术，借鉴其点对点的两方支付模式，提高境内外支付清算体系的运行效率。再次，技术约束或增强货币数量调控的准确性，使当前中央银行2%的通货膨胀目标降低至零。

不同的法定数字货币实现模式主要在两个方面产生不同影响。一是商业银行地位。模式一，央行向商业银行发行A，商业银行再向公众发行B，商业银行主导。模式二，央行主导发行A，商业银行在央行开立账户，公众在商业银行开立账户，商业银行地位不变。模式三，央行主导发行A，居民、企业和金融机构都在央行开立账户，商业银行地位被削弱。二是信用创造机制。法定数字货币意味着消灭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纸币现金，以往的现金支付成为历史，所有的支付行为都是非现金支付。在传统的货币金融理论中，主要的信用创造围绕非现金支付工具而产生，比如信用卡透支、商业银行贷款等。法定数字货币相当于一个现金钱包、账户，可否透支提供信用？是否计息？多国法定数字货币将保留信用货币的部分属性，包括支付手段、记账单位，但是否作为储值手段，是否具备延期支付等功能并不确定，而这些对于信用创造机制很关键。我们持有法定数字货币对应中央银行的负债，理论上央行可以对持有人支付利息，利率也可正可负。利率为负，就是负利率政策，与目前欧洲央行等实行的负利率政策无异；利率为正，则与商业银行存款间形成替代和竞争关系，而理性经济人会选择法定数字货币而不是银行存款，除非后者有可以高于商业银行风险溢价的、明显的利息差额优势。因为法定数字货币背后是国家信用，商业银行存款背后是银行信用，依赖存款保险制度保证有限的安全性。如果央行逐步成为储蓄资金的汇聚地，金融脱媒将无法避免，传统信用创造机制的重心将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