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货币形式发展的理解，纸币被发行成本更低的电子货币、法定
数字货币替代并不稀奇，但法定数字货币远远超越了无纸化的形式意义，其从根本上顺应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尽管如此，全球法定数字货币从构思到落实运行，依然存在诸多障碍和顾虑，例如人们有权利使用非智能手机、现金支付、偏好现金财富，加之数字货币支付风险不确定，因此纸币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完全消失。法定数字货币的最终实现尚需时日。
中国的现实情况是，电子支付市场高度私人化，支付技术创新程度高，无现金社会进程加快，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倒逼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创新，以保持宏观调控效力。从多个公开信息可以看到，目前国内法定数字货币的核心要素构思如下。第一，发行人为中央银行；第二，发行客体为M0（相当于电子钱包）；第三，核心技术为大数据、分布式记账等多种技术；第四，进入门槛为受限制；第五，一定的匿名性；第六，运行可得性为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第七，不支付利息。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在实现过程中还面临一些矛盾，应充分考虑。
其一，分布式记账技术的不确定地位。该技术被多个央行高度重视，也是多国法定数字货币的技术核心。就其自身而言，其使用场景有无限可能，在央行视野内，可以是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环节，也可以是支付清算体系等。目前，通过技术改良设计，如采用
联盟链、私链方式而不是公有链，央行主导法定数字货币发行与分布式记账技术应用可以共同实现，但仍存在内在冲突，无法体现分布式技术的优势和价值，最终分布式技术在货币发行环节或被弃用。回头来看，应用分布式技术的初衷是相对固定货币发行数量，不滥发货币，但DSGE等经济学模型结合
人工智能技术，也可以无限接近这一目的。因此可以初步推断，分布式技术在法定数字货币的最佳应用场景或不在发行环节，可重点研发其在支付清算场景中的应用，用于提高支付清算效率、降低成本等。
其二，支付市场原本是央行货币——现金主导的市场，经过多年的政策支持，目前中国已经形成高度私人化、高度竞争的支付市场。支付宝、微信等电子钱包普及程度极广，替代了中央银行的支付工具——现金，以及商业银行的支付工具——活期存款。当前，各支付平台还可以借助自身力量实现收单结算和自清算过程，使得央行会失去对平台资金流向和整个资金流量的把握。因此，央行短期技术创新的重心应是对接各支付平台的结算和清算，让支付平台回归其应有的商业模式。
其三，关于商业银行的角色定位。中国高度发展的支付市场加速了商业银行体系的资金脱媒，商业银行的地位已经被削弱，同时也推动商业银行必须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自我革新。
金融发展历史上没有既定的最优金融结构，商业银行的本质是一种商业模式，但也在不断改变。在法定数字货币发展过程中，应着眼中国金融体系发展大局，在激发金融科技发展活力和金融监管效力之间保持平衡，而不是偏执一方。
总之，法定数字货币在发展过程中不应忽视其发展初衷——传统货币体系自身的缺陷，例如货币发行过多、银行和非银行信贷泛滥都会导致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等，确实需要有可信的制度来解决。而中央银行在20世纪构建的存款准备金制度、资本充足率监管、存款保险制度等核心要素并没有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在争夺数字经济时代的货币主导权的同时，法定数字货币能否提供一些有别于以往的基础设施、运行体制或者货币发行规则，以更好地解决传统货币体系自身的问题，这是检验其是否成功运行的根本标准。
（本文发表于《银行家》2018年第10期；本文来源：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本文作者：周莉萍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高级研究员；胡思慧 国家开发银行北京分行；柳青 国家开发银行北京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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