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在国际范围内，对
金融领域
区块链带来的挑战是全球化资产流动和单一的主权国家各自监管之间存的对立。具体而言，股民在上交所买了某个上市公司的股票，不可能把这个上市公司的股票提取出来，然后拿到深交所去卖；或者把深交所交易的某一支股票提出来拿到纳斯达克交易所卖掉。常规的证券交易及交易的股票都是中心化机制下的产物，必须在特定机构控制之下交易。但是基于
区块链技术的虚拟货币交易则可以突破此种中心化机构既有障碍。比如投资者在新加坡某个虚拟货币交易所买了
比特币（或者某一种虚拟货币），他可以提取出来，存储到特定的比特币软件钱包，理论，他可以便利转移到美国、马耳它或随便某一个国家的虚拟货币交易所卖掉，获得法定货币。在当前，这种转移与买卖行为于逻辑上和实践中都行得通。
但是一个国家对虚拟货币交易或交易所监管，通常只能在自己的主权国家空间范围之内。哪怕美国有司法长臂管辖原则，毕竟也受到本国空间范围的限制。因此，单一国家的法律监管与各自为政，必然面对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资产全球化的流动和交易的巨大挑战，而要有效协调全球所有国家统一法律监管，则存在事实上的难处。
再举个更具体的例子，2018年5月份，泰国通过了《数字资产皇家法令》，这个法令针对虚拟货币的交易监管内容与式式，包括打击该领域特定违法犯罪的行为等等，几乎完全参照现行的传统《证券法》。证券市场中出现的市场操纵与内幕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在虚拟货币交易市场出现了许多次。但是，如果此类违法犯罪行为在它国实施，通过虚拟货币全球流动与价格传导，进而影响泰国交易市场上的价格，那么泰国证券监管机构如何获取证据、逮捕罪犯？单一主权国家存在执法与司法的困境。
第二，监管机构拟出台的区块链信息服务监管，与公有区块链存在的时间不可逆之间的矛盾，目前监管机构在技术上尚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途径。拟出台的区块链信息服务监管方案中，要求信息服务者、网络结点操作者必须有应急预案，一旦发现违规者应及时删除其账号。技术上的障碍可能会导致某些国家法律监管的要求在实践中无法实现。
第三，法律监管和主体不确定之间存在矛盾。所有的法律监管通常都将具体指向某个特定的违法犯罪的主体（机构或者个人）。只有主体特定化，我们才能让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去私有链与
联盟链这种影响较小，目前尚缺乏法律监管诱因的区块链外，当前特别需要控制风险、规范其行为的，主要是公有区块链。
但是，公有链网络节点是不确定的，任何人只要有特殊的计算机设备，可以随时接入这个链，也可以随时推出。一旦有人上传了不良信息，谁在打包、记录这个信息，事先亦无法确定。另外，矿池是全球分布。如果中国某些矿池老板不愿意记录某个特定的区块信息（因为有监管机构的事先要求），其可以把电关掉，不进行记录行为。但是，这禁止不了国外的矿池，比如冰岛、美国、俄罗斯等记录区块信息，完成打包，从而可能导致法律监管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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