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通证经济的内涵、逻辑及框架

货币作为广义通证的一种重要形态，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货币是整个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没有货币整个宏观经济学无从谈起。然而，基于传统经济理念的货币理论并不是一套完整自洽的逻辑体系，几乎每个问题都能找到截然不同的观点（李秀辉，2018）。对于纷繁复杂的货币理论，熊彼特曾言：“人们对货币观点就像天上的浮云那么难于描述。”事实上，连货币的起源这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问题至今仍争论不休没有定论。

在货币的起源这一问题上，主要有三种观点。从亚里士多德的“一切物品都可以兼作易货之用”以有余换不足的交易需求催生了以物易物和钱币媒介的产生”到亚当•斯密的“如果后者恰好没有前者所需要的东西，两者之间便不可能进行交换”，再到马克思的“货币是商品交换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只有社会的活动才能使一种特定的商品成为一般等价物”,主流经济学家们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归纳推理法，得到的也都是“货币起源于物物交换”的结论。持有这一观点的代表性经济学家还包括杰文斯（1875）、门格尔（1892）、米塞斯（1912）、布鲁纳（1971）、阿尔钦（1977）、清泷信宏和怀特（1989,1993）等（李黎力等，2014），几乎所有的经典经济学教材也是这样写的。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充当交换媒介，使得交易中不必存在时空和需求的双重巧合，符合逻辑和认知习惯，在这种逻辑下导致的必然结论是由物物交换衍生出来的货币必定是商品货币，也就是通证经济中的实物通证。正如马克思所言：“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持“物物交换”观点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大多也都是用“抽象力”进行分析。但是这一学说的主要问题有两个：第一在于从商品到货币是一个“从零到一”的过程，其界限何在这一问题难以回答；第二在于这一套逻辑推理缺乏证据佐证。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发现给出了不利于“货币起源于物物交换”的证据，正如卡罗琳•汉弗莱（1985）所言，“没人可以举出纯粹而又简单的以物易物的实例，更遑论货币是由以物易物衍生的了”，古德哈特也认为“货币理论的困惑在于拒不面对现实”。关于货币的起源在一些考古证据的基础上逐步衍生出了后两种观点。

公元前600年吕底亚王国（今土耳其）出现了第一批金属铸币，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商品货币。然而在更早的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巴比伦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寺庙和宫殿中发现了用于记录粮食库存的泥版作为债务记录，这种由大型公共机构记账的方式具有极强的社会性，在这种模式下资源流通当期只有转让价格，并不涉及实际支付，这是一个由公共机构建立的信贷体系。在这种模式下，横向的交换不一定会产生，系统通过纵向的赊欠和借贷等延期支付方式使得系统的参与者获得各自所需物品。金融的功能是跨时空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公共信贷”和“物物交易”作为货币起源的两种学说分别从时空两个角度予以阐释。“公共信贷”体系中的记账符号其本质是信用货币，也就是通证概念中的虚拟通证，依靠公共权威和社会伦理实现其价值尺度的职能。而物物交换中的商品凭借其使用价值行使了交易媒介的职能。虚拟通证不同于实物通证，不具有使用价值，其成立的基础在于流通区域使用者的共识，部落、社群、国家的形成需要高度的共识。

关于公共信贷的一个更加深刻的案例是太平洋雅浦岛的石币（Furness,W. H，1910）。雅浦岛是太平洋西部加罗林群岛中的一个岛，土地总面积为102平方公里，人口0.65万人，相对与世隔绝，因此其对货币的起源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雅浦岛的石币名叫“费”，其价值取决于石头形状和大小。由于大石轮货币过于笨重，所以在交易的时候，当地土著并不需要把这些笨重的石币从之前所有者搬运到新的拥有者手中，只要交易双方大声、并公开宣布某个石币现在归属于某人，并做标记表示所有权易主即可。这种信用记账体系与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理念十分类似，其实质就是一个可以在多个站点、不同地理位置或者多个机构组成的网络里进行分享的资产数据库。石币只需作为公共账本而不需要实际流通，更不是由于具有使用价值而形成的商品货币。尽管石币本身没有流动，但通过账本的变化传递的价值时刻在流通。

“公共信贷起源说”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证据佐证，然而其影响力远不如“物物交易起源说”。包括货币理论在内的主流经济学的目标是成为一门具有普适性的社会科学，相比于纷繁复杂的现实状况，逻辑的严密和推理的准确才是理论大厦构建的基石。依靠公共权威和社会伦理建立公共信贷体系作为一种虚拟通证，需要社群达成高度的共识，而共识作为建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其形成过程更加的复杂漫长。造成已发现的最早证据是公共信贷体系的可能原因有两个：第一，公共信贷这种虚拟通证的的形成需要较高的共识和文明程度，这种文明程度的到达很可能与文字形成的时间较为接近，因而更容易被记载，而物物交换的方式较为原始，当时并没有文字记载，而在文字发明之后，已出现商品货币或信用货币；第二，信用作为货币起源证据的社群往往具有“小国寡民”的特点，共识的形成深刻依赖于社会伦理和熟人圈子，是否具有普适性仍有待检验；第三，由于“人性不耐”等原因，公共信贷体系的跨期资源配置比物物交换的跨界资源配置更加难以实现，物物交换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更简单易行。

 第三种货币起源的假说是礼品赠送，这同样是在“小国寡民”且社会成员相对固定、社群基础比较牢固的情况下，从古典人情社会（或礼俗社会）的礼物逻辑逐步向现代契约社会（或法理社会）的货币逻辑过渡（李秀辉，2018）。战争、自然灾害和社会动荡以及社会组织方式的变更等方式对礼物赠送造成的巨大破坏致使在社会层面礼物逻辑逐步让位于货币逻辑。但礼俗社会作为重要的传统保留了下来，并仍在经济活动中发挥巨大作用。当前区块链生态中社群内的礼物赠送或其他基于礼俗的活动对于生态系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礼品赠送作为货币诞生的一个重要源头，那么当前的区块链社群建设可以说是一个“返祖现象”。技术的发展使得在大社会的基础上的小社群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和发展价值，发展与道德、伦理、习俗、法律等因素密切相关，在经济实践中起着关键作用。

从传统经济视角考察这三种假说，每一种都有存在假说本身无法解释之处，而基于广义通证视角，则可以形成较为完满自洽的理论体系。实物通证在由相对分散在向相对集中演进的过程中，集中度达到一定程度便由量变引起质变，进而出现了商品货币，商品货币是实物通证形式高度集中的表现；虚拟通证的出现依赖于社群参与者共识的形成和提高，社群的礼俗性对虚拟通证的出现同样起着重要作用，社群共识的形成建立在其礼俗性的基础之上；虚拟通证诞生的社群文明程度较实物通证更高，但在一些特定环境下（社群参与人数越少，社群成员相互了解程度越高）虚拟通证可能早于实物通证诞生。

历史上牛、羊、粮食、烟草、贝克、布、刀、贵金属等上百种物品曾充当过实物通证，贵金属具有价值比较高、易于分割和保、便于携带等特点，可显著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是绝佳的实物通证载体。实物通证的表现形式从历史上看呈现逐步提高的趋势，直到近现代基本只有金、银、铜等相对贵重的金属在实行其职能。实物通证种类逐渐集中到若干个的逻辑也非常清晰，在存在不可忽略的交易和汇兑成本的情况下，相对统一稳定的通证体系对于交易汇兑成本的降低、市场稳定性的提高以及生产力的促进具有重要作用。事实上，在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之前，通证价值越稳定、流通汇兑成本越低，对于系统生产力发展越有利。关于东西方大分流的“李约瑟之谜”基于通证维度同样可考，清朝至始至终实行的是“银铜复本位”，银两和铜钱共同流通于市场，“大数用银，小数用钱”，其比价由相对价格决定。到了19世纪下半叶清朝货币体系日益复杂，金银铜等金属货币与各种银行券并存，其比价波动剧烈（彭信威，1954）。另外，中国的白银基本来自对外贸易顺差，此时世界主要国家已建立金本位体系，国际金银比价波动强烈影响流入中国白银的价格与数量，本位币无法保持稳定，显著提高了社会成本。事实上，实物通证代表的市场价值一般远大于其对应实物的使用价值，一个实物通证的交换价值和它本身的使用价值之间的差异可以被称作“通证溢价”，白银作为货币的“通证溢价”约为15%，黄金作为货币的“通证溢价”约为85%，从历史趋势来看，“通证溢价”有逐步上升的趋势，而到了虚拟通证时代，“通证溢价”则几乎为100%。实物通证本质上是满足通证使用者生理（物质）需求和心理（信息）需求二元价值容介态（林左鸣，2010），而以信息为特征变量的心理需求的变化速率快于以物质为特征变量的生理需求，这一趋势在工业革命之后愈发明显。

相对于实物通证，虚拟通证是更高文明程度的产物，因为蕴含在虚拟通证中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更为抽象的社群共识，比如对公共组织和权威人物的信任。纸币的出现是虚拟通证发展成熟的标志，相比寺庙和宫殿中的公共信贷体系，纸币的流动性极大地提高，真正发挥了社会通证的职能。公元990年产生于中国北宋四川地区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的纸币，但是其产生并非基于主权信用，而是基于商业信用，不便携带巨款的存款人把铸币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数额填写在纸卷上，再交还存款人并收取一定保管费。1171年建立的意大利的威尼斯银行是世界第一家银行，同样是为羊毛等实物贸易融资而出现的（严静峰，2018）。后来随着社会交换和再生产的规模的不断扩大，纸币逐渐变成主要由各国政府发行，将商业信用变成了主权信用。基于国家主权的虚拟通证更容易使人们达成共识，但同时仍需要黄金作为储备，但黄金的兑换和流通能力逐步受到限制，由此诞生了历史上的金币本位制、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论是英国的“凯恩斯计划”还是美国的“怀特计划”都反映了对战后全球性虚拟通证建立的迫切，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第一，是否需要一个名义上的全球虚拟通证——即凯恩斯的“班科”（Bancor）；第二，是否需要强化黄金这一传统实物通证的作用。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黄金为基准的情况下，使得美元行使了全球的流通媒介和价值尺度功能，这是人类历史上虚拟通证第一次完全打破国界限制，为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虚拟通证在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主要以纸币为代表，由其行使社会的交易媒介和价值尺度功能，纸币的印刷成本比铸币低，避免了铸币在流通中的磨损和因不法之徒切削或熔解金属而带来的流通不畅现象，同时更容易保管、携带和运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使用范围越来越广。后来随着社会发展程度（数字化程度）的提高，逐步产生了代表所有权的虚拟通证（如股票）、代表未来求偿权的虚拟通证（如债券）、行使套期保值功能的虚拟通证（如远期、期货）等，还有打包分层模式更加复杂在一级虚拟通证基础上进一步虚拟的二级虚拟通证（如二次合成抵押债务契约、期权）。需要指出的是，房子作为人们生活的必需消费品，因具有作为抵押品和投资品的极佳属性，也成为一种流通性欠佳的通证。为解决其流动性问题，住房抵押债券（MBS）等虚拟通证应运而生，证券化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将一切资产纳入到金融资本范畴，这极大地拓展了资产的跨时空可配置性。大多数数字货币也属于一级虚拟通证的范畴，一些锚定法定货币的数字货币（如USDT、DAI）属于二级虚拟通证。虚拟通证与实物通证呈现出较强的规律性，虚拟通证产生初期需要基于实物通证建立信用，一般是与某些实物通证建立一个兑换比例，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脱离实物通证，一旦出现信任危机，虚拟通证将会出现挤兑，将再次选择与实物通证挂钩。历史证明，无论是通过私人竞争方式，还是由主权国家作为垄断供应商，货币都可能是脆弱的（BIS，2018）。最早的交子以铁钱为本位，20世纪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黄金作为本位，一个稳定的虚拟通证系统在设计之初往往需要实物通证或更加稳定的虚拟通证作为价值基础来稳定系统。

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下基于区块链的比特币横空出世，希望以算法信任代替拥有“超发倾向”的主权信用，此后诞生了基于不同共识、具有不同算法的数字货币。当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大多价格波动剧烈，本质原因是事实上行使价值尺度职能的仍然是法币。所谓稳定币的建立也仅仅是对法币稳定，而不是对实际购买力稳定，其中运行最成熟的USDT本质上是100%美元准备金的数字货币。从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诞生到1971年尼克松政府停止履行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美元取代黄金“自立”用了27年时间。数字货币或资产能否取得本位定价权是衡量社会信息化程度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