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历史上众多次金融危机的回顾,还可以进一步地挖掘金融危机背后的深层次逻辑。以下三个因素是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
第一,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传统金融业固有且难以解决的弊病。增长和波动是经济领域两个最核心的基本问题,如果能完全消除信息不对称,经济系统的波动性就会极大降低,从而获得较为稳定的增长。自1932年Fisher首次以“债务-通货紧缩”理论来解释20世纪的大萧条以来,“过度负债”和“债务清偿”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关键。Tobin(1975)进一步拓展了“债务通缩”理论,将贷款方也综合考虑进了分析框架,逻辑链条拓展为“价格下降-工资和收入下降-债务本金和利息占比提高-所有者权益占比下降-再贷款能力减弱-企业破产和违约-借款人和金融机构流动性遭受负面冲击-进一步的借款萎缩和投资下降”。Minsky(1982,1992)则从资本市场角度将“债务通缩”理论进行了拓展,从资产价格下降的货币价值和财富效应两个渠道论证了债务清偿的“廉价销售”(fire sale)效应。Bernanke等(1989)以“债务通缩”理论为基础,结合信息不对称、金融市场不完善等理论,构建了金融加速器(financial accelerator)模型,发展出通缩自我加强效应的完整分析框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学界对金融危机从债务杠杆角度(Goodhart,2010)、杠杆周期角度(Geanakoplos,2010)及金融周期角度(Borio,2014)等不同角度进行了阐述,将导致金融危机的核心问题归纳为债务杠杆、抵押贷款、金融风险认知、融资约束和资产错配等。而这些问题本质上都是与信息不对称相关。
第二,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实际上,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和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这一机制中有过比较详细的论述:“在资本主义下的雇佣劳动制度中,劳资双方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劳动者工资既构成生产成本又是有效需求的重要来源。资本家为了提高利润会压低工资,然后导致消费不足。所以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金融危机无法根除。”尽管马克思的观点带有鲜明的阶级色彩,但却精辟而严谨地阐述了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机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收入平等与金融危机的关系再次成为了学者们讨论的重要问题。
Rajan在2010年出版的《Fault Lines》一书,是对贫富差距与金融危机关系所进行的一个系统性分析。在书中,Rajan分析了美国的状况,认为美国居民从20世纪80年代后就开始通过减少储蓄、增加信贷的方式来应对相对长期收入的下降;贫富差距越大,这种现象就越明显,最终导致了信贷泡沫的产生。许多学者也都支持这一观点(Reich,2010;Kumhof和Rancière,2010;Kumhof等,2012;Galbraith,2012;Palley,2012等)。根据Piketty(2014)的研究,在过去的300年长时间序列数据中,投资回报收益率年均维持在4%—5%,而GDP的年均增长率则保持在1%—2%。资本收益率远高于经济增长率(r>g),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性原因。Kumhof等(2015)还给出了一个分析收入不平等与金融危机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再次论证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第三,投资者的非理性情绪。投资者的非理性可能会导致金融资产的错误定价,进而引发资产泡沫,严重时还会引发金融危机。事实上,投资者的非理性与信息不对称有着很大关联:投资者无法获得作出理性判断所需要的完备信息。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单个投资者的非理性情绪,表现为容易扩大乐观情绪和悲观情绪;二是投资者群体之间的非理性情绪,主要表现为投资者情绪会互相传染,从而导致情绪偏差的扩大。投资者非理性跟信息不对称具有比较强的关联性:正是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导致和加剧了投资者的非理性。如果在信息完全对称的情况下,尽管投资者非理性这种现象并不会完全消失,但是会大幅降低。但另一方面,即使不同投资者都得到相同且完全的信息,也会因认知的差异,而出现不同的判断,因而,绝对的投资者理性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Shiller(1981)指出,股票存在的过度波动很难以传统的理性投资者的理论来解释,这可能预示着“潮流”和对基本面变化的过度反应。在Shiller研究的基础上,许多研究者开始使用个人行为和偏见的心理学证据,包括前景理论(Kahneman和Tversky,1979)、过度自信(Oskamp,1965)和心理账户(Kahneman和Tversky,1984;Thaler,1985),均从心理学的角度对投资者非理性行为进行了解释。Baker和Wurgler(2007)还提出了一个“情绪指数”,并证明其与股票累计回报率高度相关。总而言之,投资者存在非理性的行为和心理已经成为了学术界的一个主流观点,投资者的心理和情绪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市场。
在分析了金融体系固有弊病的基础上,本部分将结合区块链的特点,论述区块链如何帮助传统金融体系克服其自身的固有缺陷。
从理论上来讲,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记账技术,可以极大程度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一方面,在以往的中心化体系中,交易者在中介机构创造了数据,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无法获得或者使用这些数据,而这些数据则被中介机构或者其他特殊的群体所使用。这就产生了信息的不对称。而在一个去中心化的系统中,所提供的则是一个更自由、更透明、更公正的环境,任何人都可以发起一笔交易,任何人也都可以并参与验证交易,任何人也都可以同时读取区块链上的所有信息。这就解决了中心化系统存在的风险。另一方面,
区块链技术降低了信任成本:区块链技术建立了一种基于机器算法的信任,人们只需要知道哪些区块链上的代码会执行,也不需要担心制度会被破坏,就可以做到互相协作,低成本地构建大型合作网络。
事实上,区块链已经与传统金融在很多领域开始实现融合,利用区块链的技术弥补传统金融的短板。比如资产证券化、保险、
供应链金融、资产托管、大宗商品交易、贸易融资、银团贷款等领域。金融的不同细分领域具有不同的特点,而以上细分领域对于区块链具有较为合适的行业切入点,适合作为区块链改造金融的先行试点。以供应链金融为例,中国供应链金融市场较大,但是痛点突出。2017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从政策层面大力扶持供应链金融。实际上,供应链金融也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重要途径,对于实现普惠金融具有积极意义。当前供应链金融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发展空间巨大;二是行业痛点明显。行业痛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企业无法自证偿还能力;二是交易本身真实性难以验证;三是信息相互割裂,无法共享;四是履约风险无法控制。而区块链则可以利用自身特点,分别解决供应链金融的四个痛点:第一,分布式记账、共识算法可以解决信任问题,时间戳和一些其他机制可以提高可追溯性和防篡改;第二,智能合约可以防范履约风险;第三,信任可沿供应链有效传导;第四,可以降低合作成本,提高履约效率。
但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也面临一些局限性,主要是效率较低。目前,典型的区块链相较传统的中心化支付网络,在交易吞吐量上存在很大差距。以
比特币为例,它需要10分钟或更长的时间来确认交易,平均交易速率约为每秒4个交易,最高可达每秒7个交易。这样的效率显然太低;同时,其节点之间还有可能存在着延迟,也会制约网络的吞吐量。较低的效率也伴随着较大的资源浪费。按照现在的估计,验证一笔交易需要249千瓦时的电力;而比特币区块链上的矿工,每年要消耗32太瓦时的电力来持续不断地开采出新的块。虽然相对来说
以太坊消耗电力较低,但其能量消耗和对环境的影响仍然很大。实际上,如果将维持比特币和以太坊正常运作的电力加起来,足以为新西兰供一年的电力,这无疑是太过庞大的资源消耗。
除此之外,区块链的另一个局限性体现在其潜在的安全隐患上。首先,区块链的上的数据很难被篡改,这是区块链安全性的重要保障;然而,如果攻击者掌握了链上大于51%的节点,就可以实现对数据的篡改。当然要做到后者并不容易,但并非不可能。另外,区块链分叉带来的主要问题是共识机制和安全性的缺失。分叉形成后,原链上的哈希算力仍然存在;但是在无法达成共识分裂产生的硬分叉中,哈希算力被分给两条互相竞争的链,使得链安全级别都降低了,且易受到攻击。
除了上述技术上的难点之外,一个很主要的问题,就是区块链虽然能保证链上的各个节点得到相同的数据,并且这些数据很难被篡改,但是这种技术无法保证上链数据本身的真实性。也就是说,人们对于这种算法的信任是基于“数据本身是真实可靠”这一前提的。而这一前提仍需要其他的一些中介机构来完成。换言之,就需要解决什么样的资产能上链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区块链技术目前无法完全实现去中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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