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从货币与支付史看脸书Libra的“返祖现象”

　　“我们一直认为，如果你试图瘫痪美国经济，只需拿掉它的支付系统。银行将不得不回到低效率的货币物理转移状态，商业将只有依靠物物交换和私人债务才能得以进行。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水平将像石头落地般一落千丈。”——阿兰·格林斯潘

　　不得不承认，我们常说的现代货币体系里的“支付”(payment)也是舶来品，动词“支付给”(to pay)来源于动词“安抚”(to pacify)，其行为可被溯源到中世纪的赎罪金(Sin money)，即犯罪方向受害者支付一笔罚金以避免发生流血争端。在现代语义下，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其将支付定义为“保障货币流通的一系列工具、银行业务过程、以及银行间资金转账系统。”(CPSS，2003c)，因而也可将“支付”简单理解为“从一个代理人向另一个代理人的价值转移”。“支付系统”则可被理解为规则和过程，以及价值转移的有组织的安排(arrangement)。在这样的概念设定下，我们可以开启一段简单而有趣的货币与支付发展史回顾，请注意，这段历史与我们在官方教科书中的相关内容略有不同。

　　货币与支付的出现

　　据考证(斯塔夫里阿诺斯，1970;Manning，2008等)，至今被认可的现存最早的充当货币的实物媒介是出现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陶土币(clay token)。这些陶土币被用于记录大麦和羊毛等农产品、农业工具或者是金属(例如白银)的储蓄和交易，类似现在的账簿(ledger)。并且，至少在BC17世纪之前，部分陶土币具有所记载的被交换的商品及余额的持有证明功能，尽管那时还远没有出现“账户”这个工具以证明账户所有者对于账户所记载的交易及余额的所有权，但在收获季节，陶土币的持有者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大麦，或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贵金属，如金银(Davies，2002;Ferguson，2008)。有趣的是，现代的货币经济学理论(Kocherlakota,1998)已经证明了货币的本质是记忆(Money is Memory)，或者说“perfect record-keeping is money”(完美的记录就是货币)。随后，BC10世纪期间，在小亚细亚地区出现了最早的硬币(specie)。更早的证据表明，在最早的硬币诞生之前，即使仅仅只是记账单位也可以记录“信用”，因此，记账单位也能够执行货币的部分职能。特别是在BC20世纪期间，在法老统治的埃及，宗教当局可能首创性地使用了几种不同的记账单位来记录不同宗教部门之间的多种商品交换活动(这些统一的记账单位包括啤酒、面包以及后来的金属)。随后，宗教当局也用这些记账单位记载从他人处征收的税费。

　　需要注意的是，也有考古线索表明记账单位的广泛采纳反而促进了早期的物物交换(barter)。例如，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战士盔甲的交易，以及用黄金交换奴隶，都是以牛作为记账单位(Grierson，1977;Tymoigne，2006)。这在货币发展史上具有启发性与现实意义：即使牛不能被认为完全成熟的货币，但是用牛，或者符合一定生长标准的牛作为记账单位会促进商品交换效率的提高，因为记账单位的标准化有助于减少交易者需要追踪的商品间相对价格的数量，即在一个含有n件商品的经济中，使标价的数量从n(n-1)/2减少到(n-1)(Millard，2006)。由此可见，现在数量庞大的加密货币世界对所谓稳定代币的大量需求也能被如此远古的历史证据所解释，即以USDT为代表的稳定代币解决了2000多种加密货币的统一标价问题，极大便利了加密货币之间的交易。

　　除了上述以外，一些重要和有趣的因素使得标准化的记账单位成为信用工具，并且早于作为交换媒介功能的实物货币的出现也是可以成立的。比如，在本地社区(local community)里，所有的经济主体之间距离很近，彼此都相互熟悉，个人债务记录就能通过邻里关系、亲缘关系而被可靠地保留下来，从而减少了经济中的摩擦。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历史案例是爱尔兰共和国分别在1966、1970和1976年经历的三次银行业危机。其中最长的一次发生在1970年，当时银行协会(Association of Banks)关闭长达六个月之久。那段时期，储户们发现从它们的银行账户提取现金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被迫去寻找替代的支付工具。在1970年，四个加入协会的银行(爱尔兰银行，爱尔兰联盟银行，爱尔兰国家银行和乌尔斯特银行)拥有的支票存款和储蓄存款构成了爱尔兰货币供给的85%。尽管在危机期间这些银行都关闭了，但是银行和外国银行依然能够营业并主要为企业提供服务。此外，靠近英国、北爱尔兰边境的人们能够利用北爱尔兰的银行服务，有些人甚至试图去使用英国提供的银行服务。由于那个时期爱尔兰镑兑英镑的汇率固定为1:1，英国银行的票据在爱尔兰共和国能够以面值被自由地接受，因此不存在汇率风险。实际上，在整个夏季的旅游旺季里，英国游客以英镑的形式给爱尔兰带来了急需的货币，从而帮助其缓解了危机。在爱尔兰流通的英国货币总量由四月时的五百万英镑增加到危机结束时的四千万英镑。然而这些货币的注入被限制在特定的地区，这导致它要渗透到那些没有外国银行和游客或者没有接近英国之便利的地区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三次危机中，爱尔兰家庭找到了一种有效的应变方法。当它们想进行支付时，就给对方签发支票，危机结束后，持票人就可以把它兑换成现金。实际上，人们印制它们自己的货币，并充当支付的担保人。债权人如何确保债务人签发的支票不会跳票呢?原因在于当时的爱尔兰是一个人际联系紧密的社会，通常人们只在本地区做生意。因此他们可能了解并信任债务人，或不了解债务人时他们可以去当地的商店或酒馆打听他的信誉(CentralBankofIreland，1971)。

爱尔兰中央银行

　　一旦交易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例如交易双方相隔距离比较远，且当事人之间彼此不熟悉，交换主体之间的权责无法得到充分保障的时候，记账单位就需要呈现出某种具体实物的表现形式，比如在一定时期内，其供给量必须是有限的、难以伪造的、相对易于携带和远距离运输的。这反映出交换主体之间即使公开或共享他们之前完整的交易历史作为证据，债务人在债权人面前承诺远期偿还债务或证明其借贷信誉等方面也显得苍白无力，这时候就需要一个第三方来提供某种形式的担保或者保证，这可以是有着权威特性的公共部门，也可以是某个私人(机构)。事实上，宣称“去信任机器”的加密货币同样离不开这样的第三方机构，比如在商业逻辑上高度中心化的交易所(平台)。

　　当然，现代货币理论(ModernMoneyTheory，MMT)的一些理论要素也能在货币与支付的历史中发现其发展轨迹，也就是货币的价值来自于其抵押物的价值，这种“抵押物”可以是有形，也可以是无形。比如，陶土币充作记账单位的价值明显是来源于其发行者承诺在支付时接受和收回该记账单位(Tymoigne,2006)。而对于牛或者硬币，其价值归因于牛的使用价值或者(贵)金属的价值，例如出于装饰性目的黄金或白银的使用价值。因此，某种材质的铸币成为了支持记账单位的一种手段，其价值由发行者确定。然而，硬币的面值通常总是高于制造硬币的金属的市场价格(Keynes, 1914; Wray, 2004)，否则，硬币的持有者就会具有动机将手中持有的硬币熔化掉，然后将金属当作商品卖出。到了纸币的出现，其抵押品的价值变化与发行者能够行使的权力或拥有的影响力成正比。比如，在十三世纪的蒙古帝国，忽必烈成为了第一个纸币(基于法定货币标准)的发行者，这一历史事件反映了他至高无上的权威。其臣民接受了这种纸币，如果谁拒绝使用纸币，忽必烈拥有处死该臣民的权力。

　　相反，在13世纪90年代，当政治上软弱的统治者伊利汗国的可汗海合都(Geikhatu)直接拷贝元朝设计方案的蓝本，并且通过添加了穆斯林宗教信仰的方式去适应当地的情况以向波斯地区输入纸币流通观念，由于他并没有规定任何人不使用该纸币作为交易结算手段将会受到严厉惩罚，以致该地区的商业活动一落千丈并陷入停滞(Morgan,1987)。当然，历史也表明放弃死刑采用相对温和的方法来强制公众接受一种法定通货也是切实可行的，例如一国政府可以决定选择发行一种特殊的记账单位作为“法定货币”，意味着债权人必须从其债务人处接受该法定货币用以清偿债务。一般而言，在国家形成之前的统治权威(如军队、宗教当局)或者后来的主权国家政府，通过征税或者其它债务方式，例如各种罚款，包括赎罪金，在经济活动中创造了相对于统治权威的债务人，并且债权人愿意接受债务人使用其发行的货币工具来支付被创造出来的债务。故而，货币的价值最终来源是作为可返回到发行者的货币工具的可被接受程度，比如国民党政府在1948年发行的金圆券就一钱不值。对于政府而言，法定货币的价值来自于税收与财政。(Innes,1913)。

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圆券

　　通常情况下，如果一个政府被彻底推翻，那么它发行的货币也会随之丧失价值。虽然有欧洲中世纪的“削边(clipping)”和中国传统的“铜铅”比例调节，或者现代社会过度发行法定货币引起通货膨胀使货币贬值，但是当货币已经充当了几千年的支付手段之后，历史记载告诉我们，经济主体之间的所有支付活动都没有超越简单的双边关系：一方生产某种商品，而另一方用现金购买该商品。因此，以上交易过程要求银行与银行支付的出现，以更为复杂的方式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