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60年美国的南北战争历史巨变之前，英格兰银行和其它国家的类似银行正在演变为它们各自国家的“中央银行”，但是，这并不表明有某个清算所或者银行应该处于一个国家支付系统的中心位置是必然的趋势。比如在加拿大，二十世纪初根据相关法令成立了互惠性质的银行家协会(Bankers Association)，正式用文字形式规范了此前十年里发展起来的区域性清算制度安排的组织架构。然而，随着技术约束的不断减弱，尤其是在加拿大的支付系统里，不同区域之间电报通信的开通，强烈的规模经济效应推动支付系统趋向于集中化。
直到1927年，加拿大各银行的债务结算(依然以政府发行的自治领地纸币作为结算资产)才被集中于皇家信托公司(Royal Trust Corporation)。而皇家信托公司与成立于1935年并接管其结算职能的加拿大银行(BankofCanada)完全无关。相类似地，在南北战争后的美国，成立了一家共同清算所体系，在
金融不稳定时期，其成员甚至发行过联合债务凭证用以结算债权债务。而成立于1913年的美联储，代表着美国货币发展史上的一个新起点。
威尔逊签署1913年《联邦储备法案》
私人部门能够坚定的履职这种“终极追求”吗?历史给出的答案是否定。比如，英格兰银行在18世纪末成为了最终结算资产的供给者。这里简单介绍“最终结算”(final settlement)这个异常重要但被很多人忽视的名词。“最终结算”是指当银行开始建立相互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时，他们需要在某一个时点能够清偿或“结算”这些债权，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最终结算”。“最终结算”通过转移银行普遍接受的资产完成，这些资产被称为最终结算资产。最终结算资产在历史上可以是硬币、银行券、某种资产组合以及法定货币。在1946年以前，英格兰银行一直是一个由私人股东构成、为私营公司和政府提供银行服务的私人性质的银行。在19世纪多次发生的金融危机期间，英格兰银行多次被政府和公众要求去支持其他即将倒闭的银行，但是私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尖锐冲突使英格兰银行无法完全行使现代中央银行所具备的公共职能。这种冲突在私人机构逐渐发展并行使结算职能的某些其他国家也可以观察到。
又比如，对比纽约和芝加哥在1907年“银行家恐慌”危机期间的不同结果，可以得出有意义的结论：两者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可以由当地清算所的反应来解释：纽约清算所的会员大部分只限于全国性银行和州立银行。信托公司被认为是银行在当地的强劲竞争对手，因而基本上都被纽约清算所拒绝。而在芝加哥，信托公司和全国性的银行一样都是芝加哥清算中心的直接会员。此次风险的策源地是纽约的信托公司，两地的清算所(中心)都随时准备提供紧急贷款援助，但在纽约，信托公司的竞争威胁所导致的私人利益冲突，成为纽约清算所做紧急贷款决定时需要额外考虑的因素，即纽约清算倾向于援助银行这样的直接会员，这使得纽约清算所被动应付，以致纽约清算所的各种反危机措施最终失效，而芝加哥清算中心对信托公司一视同仁，及时掌握了信托机构的资产状况，采取有效措施，迅速控制了危机蔓延。可见，私人利益冲突产生了两地银行业不同的应对金融危机的结果(Moen 和Tallman，2000)。
因此，只有让中央银行成为公共部门，才能最终克服这些冲突，解决历史上一再发生的积弊。例如，英格兰银行在1946年被国有化。20世纪，在其它没有出现中央银行雏形(无论是出于清算职责的考虑还是其它原因)的国家，政府从零开始组建公共的中央银行成为普遍趋势。1913年美联储的成立，某种程度上也是对1907年的金融危机的反应结果。
在中央银行成为公共部门的历史进程中，本着控制资产负债状况并承担中央银行职责的私人银行，本身也有动机希望能够减少金融系统遭受的系统性威胁，特别是来自支付结算系统本身的风险威胁，因而把结算机构的职能融入中央银行的职能带来了诸多好处：在正常情况下，银行需要通过某个机构来清偿彼此之间的债务;在紧急情况下，银行期望从同一机构获得最终结算资产以补充救命的流动性。时至今日，全世界的中央银行对确保支付结算基础设施运营的高效率、系统弹性和稳定性极其关注。并且，中央银行在化解结算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系统性风险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支付结算基础设施的系统性风险的出现会损害现代金融市场的活力，进而干扰资金从储蓄者向投资者的顺畅转移，破坏现代货币经济的正常运行。在市场动荡时期，尤其更甚，比如在2007年末和2008年间的金融危机期间，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持续信任至关重要，它保证了主要证券市场的交易能够持续进行。由此可见文章借用格林斯潘论述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中央银行对支付结算系统的监督管理，乃至直接运营使得货币体系不仅出现了我们熟悉的M0/M1/M2/M3等根据货币形态的分层，还出现了基于支付结算视角的更为本质性的货币层次划分，即央行结算货币(outside money)与银行结算货币(inside money)。图1很好的表达了这两种结算货币之间的差异与关系。在中央银行与银行1、2之间的实线连接代表中央银行是该银行的最终结算资产的直接提供者(直接参与者)，而虚线连接代表中央银行只履行对银行N间接提供最终结算资产，而与银行N实线连接的银行2负有直接义务(间接参与者)。在各家银行与实体经济部门(家庭部门、企业部门)之间的实线连接代表银行结算货币，形成各种形态的银行存款。实体经济部门之所以相信并愿意持有银行结算货币，是因为相信其存款可以被自由兑换成央行结算货币(通常是现金)。如果银行耗尽了自有资金或者是登记在中央银行以获取准备金的质押品，它就丧失了从中央银行购买央行结算货币的能力，其存款兑换为央行结算货币的承诺也将变得一文不值，人们就会一窝蜂地将它们的存款兑换为现金，进而可能引发银行挤兑。在必要时，中央银行就此履行“终极追求”，通过最后贷款人职能向即将倒闭的银行提供最终结算资产，维持支付系统运行的连续性，保护金融稳定。由此可见，不论是在历史过程中涉足过支付结算功能，从而演变为后来的中央银行，还是由政府设立并依靠法令履行其职责的中央银行，他们作为最终结算资产的提供者，自然而然地担负起了特定的核心目标任务—对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的终极追求。
央行结算货币与银行结算货币
四、脸书Libra的“返祖”特征 正如英格兰银行在一份报告里指出的，人们熟知的货币三大职能—价值尺度、交换媒介与储藏手段是层层递进的关系(Alietal.，2014b)。的确，从以上的货币与支付发展简史看，一旦标准化后的记账单位促进了价值尺度功能的形成，而交换媒介与价值储藏这两大功能似乎是在记账单位标准化之后交错出现，并不是国人在通识教科书里看到的那种线性化的货币发展史。同时，历史证据表明货币三大职能并不是同时涌现出来的，期间经历了分离-合并-分离的过程，但一个基本的历史逻辑是，货币与支付的历史演进终究是为了更好的便利与促进跨越区域与时间的贸易，减少交易的成本与摩擦。那么，不妨将具象的脸书Libra进行抽象的拆解，分别将被拆解的特征元素们放到货币与支付发展史的时间轴上对标各自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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