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碳税还是
碳市场，都仅针对司法管辖区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而不涉及进口产品，这在各国气候政策力度不一的背景下，形成了进出口
碳排放成本的不对称。为寻求利益最大化，企业倾向于将生产和化石燃料消耗转移到气候政策宽松的地区，或通过进口低排放成本的产品替代本土生产，这便是碳泄漏（carbon leakage）。
对于减排政策日益收紧的发达国家，碳泄漏引发的成本差异和生产转移会使本土产品失去竞争力，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劣势。而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密集型产品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现象，并没有真正减少碳排放的总量，反而削弱了发达国家的减排效益。因此为应对碳泄漏，发达国家需要消除地区间碳排放成本的差异，要么增加进口产品的成本，要么减少本土产品的成本。然而进口产品涉及国际贸易，存在多边关系、贸易协定兼容性的问题，政策推行阻力远大于国内。2012年，欧盟曾试图将外部航班纳入EU ETS，但因“干涉他国主权”遭到多国
航空业抵制，最终未能实施[20]。因此碳泄漏的解决方案多以针对本土产品的免费配额和政策补贴为主，例如EU ETS和加州Cap-and-Trade Program都有约94%的工业排放受免费配额覆盖。
虽然减少本土碳成本可以保护面临碳泄漏风险的行业，但这仅是扬汤止沸。参与者只需支付其全部碳成本的一小部分，无法体现不同企业减排的差异化努力，也难以充分带动市场更好地配置减排资源，可以说免费配额和政策补贴的实质是牺牲
低碳竞争者的利益来支持高排放设施[21]。从长远看，这些措施背离了碳定价机制的根本目的，增加了减排国家的财政负担，因此一直深受发达国家政府、民间社会组织和一些低碳制造技术先驱的诟病。
在此背景下，提高进口产品碳成本的方案重回谈判桌，旨在要求进口的高碳产品缴纳对应排放量的税费或碳配额，拉平本土与进口产品的碳成本水平,为全球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在欧盟CBAM的推动下，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先后声明将碳边境定价机制纳入政策考量。但同时，关于CBAM的争议也从未停歇：首先，CBAM使用了经济保护主义的形式，可能不符合世贸组织自由贸易规则或《京都议定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其次，单方面实施CBAM可能出现新的贸易争端，引发其他国家报复；再者，CBAM依旧存在资源转移的风险，第三国出口商可能有选择地向CBAM实施国出口“最清洁”商品，“不够清洁”的商品则被导向其他市场[21]；最后从技术层面，CBAM仍存在碳核算、第三国数据核证和进口登记上的管理困难与监测问题。所以碳边境定价机制在设计中如何避免上述争议，是每个政策制定者需要解决的问题。
除单边实施的碳关税外，人们也在不断探索多边机制的新思路。2015年，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提出“气候俱乐部（climate clubs）”的概念[22]，他认为需要建立一个推行相同碳定价政策的俱乐部，并通过奖惩措施使成员与非成员的收益有所区别，以此克服当前国际气候协议中搭便车的强烈动机。按照威廉的构想，这个俱乐部将在联合国气候机制之外运作，具有三个主要特征[23]：一是所有成员国的碳定价机制要有可比性；二是未能采取气候行动的非成员国会受到贸易制裁；三是俱乐部成员之间将享受免关税待遇，而这也是各国加入这一机制的主要动因。但该机制想要取得成效，就必须形成群聚效应（critical mass），也就意味着必须要有欧盟、中国和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的参与。然而如今地缘政治紧张，国际合作的前景非常黯淡，气候俱乐部的实践应用面临严峻的外在挑战。
2022年6月28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在七国集团峰会闭幕日表示，七国集团支持在2022年年底成立一个全球“气候俱乐部”，希望结合各种政治方法，将气候行动转变成一种竞争优势，激励更多国家参与减排。七国集团在声明中提出[24]，俱乐部将向所有《巴黎协定》签署国开放，协调意愿国家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碳中和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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