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升温导致自然灾害发生频率上升，引发“物理风险（Physical risk）”。2023年3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了第六次综合评估报告《气候变化2023》，指出当前温室气体排放处于人类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全球温度已经比工业化前（1850～1900年）高出约1.1摄氏度。在过去50年里，有记录的灾难数量增加了5倍，经济损失增加了7倍。洪水、干旱等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频率已从上世纪70年代每10年711起增加到21世纪每10年3000多起，频率和严重性都在显著增加。2023年夏季，我国华北、黄淮地区遭遇罕见高温，全国多个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再次凸显气候变化的严峻性。
经济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可能因气候政策转向、技术革新和市场情绪变化等因素引发“转型风险（transition risk）”。气候政策的节奏、力度与经济发展水平越不匹配，转型风险越大。例如，绿色标准、机制不完善，可能导致“洗绿（greenwashing，进行虚假绿色投资）”现象频发；
低碳转型政策过于迟缓，可能引发市场主体“躺绿（green slack，仅停留在喊转型口号的层面）”，不利于气候风险应对；低碳转型政策过于激进，又可能引发“绿色泡沫（green bubbles，市场过度追捧绿色资产）”“挤兑式去碳(对高碳行业的融资断崖式下降)”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这些问题都可能导致产业结构失衡、经济陷入滞涨、部分人群受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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